这种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又是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所必需，以免过多农地被占用。
"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了最基本的信托责任和契约精神。
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下，这一点不难理解。而前者则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如果不首先扭转"大环境"的恶化趋势，已有的"小环境"也是保不住的。许多人正在焦虑地寻求着答案。在比较高的层次上，我认为大多数批评柳传志的评论者们都没有全面理解柳传志那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而且重庆等地的现实还告诉我们，民营老板即便已经赚取到的财富，都随时有可能被以"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之名再次"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一种刀口舔血的买卖，更是一种典当了灵魂的买卖。但如果历史的航向已经或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那么"小环境"经营得再好也是徒劳的。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从53%下降到40%左右。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的经验教训带来了前车之鉴。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民众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才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新经济导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是行政部门的一个衍生品，垄断利益背后往往是行政力量和部门利益，而行政部门的权力又不受约束，那么所谓国进民退，究其本质而言是官进民退，似乎与藏富于民这样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及共同富裕这样的社会价值目标渐行渐远。
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将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早在2006年，他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针对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搅动了一池春水：他说公车数量400万，有关部门说180万。
他说干部公费出国费用3000亿元（1999年），有关部门说29亿元。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或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一个国家的强盛，主要体现为社会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得到了合理公平的分配。当时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结论是技不如人，于是才有了1850年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涉及制度改进的维新改良，企图挽回国运颓势。而中国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则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民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
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等一些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不过也有一种悲观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末法时代，社会理想和崇高精神正在远去。我们知道，GDP只是权衡和反映经济体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
可以说，中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着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联。《新经济导刊》：是不是只有当民权和产权受制度和法律保护，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竹立家：是的。
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但目前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所谓率先复苏导致某些人的制度优越感（所谓中国模式）。
《新经济导刊》：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社会理想，恐怕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吧？竹立家：确实，急也急不来。在您看来，遏制部门利益，防止改革目标在实践中南辕北辙，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与民富国强，制度改革的关键应该从哪里切入？竹立家：实现民富与国强的和谐发展，必须从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二是稳增长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强化。我认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形势严峻，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政治哲学主要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力确实增强了。
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需要新时代的青年人拥有更多的主人翁意识。《新经济导刊》：如此看来，只有拥有一个公正合理、公众认同的价值制度体系，民富才有可能实现，国强也才有坚实的、可持续性的基础。
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因此，回到问题的起点，对于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要有辩证思维，它既是新发展的起点，又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
这是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因此，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
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虽然哲学近些年有些失落，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建成一个强国的基础是民众的富裕安康以及基本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实现，也就是目前一直强调的民主政治和民生建设。只有民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民众满意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他说公车消费4085亿元，有关部门说1000亿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一，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6%，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000万两白银，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贸易，世界70%的白银流往中国，当时的中国堪称富国。
《新经济导刊》：也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经济改革成果要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并进一步推进发展，还需要从制度改革上加以解决。不过后来，竹立家公开指出，育民德必先修官德，而三公公开虽仍未能尽如人意，但也取得了进步。
《新经济导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竹立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在总结日本如何能打败中国和俄国的教训时，晚清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制度不如人。
没有民富和民强，就没有国强，即使国家富裕了，但财富分配不公，或财富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而民众没有参与权和表达权，那么，结果就是国家失去向心力，社会就会一盘散沙，民族就没了凝聚力。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民主权利。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新经济导刊》：如您所说，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和民主权利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同时，还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专业化、常任制，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政策浪费，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民众满意和具有幸福感。
从目前来看，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中国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这说明我们的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按平均数来看还谈不上民富。竹立家：但实际上，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
《新经济导刊》：邓小平1986年曾论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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